世界历史上的残酷征伐经验已告诫我们，如果一味的任凭族群之间自由竞争式的自生自灭，只会造成弱肉强食式的野蛮社会，一个族群的进步往往是建立在其他族群的奴役甚或是杀戮的基础之上。

任何民族成员都首先作为公民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国家认同是维系国民统一的国家社会生活的必要前提。也许会有人如同威尔·金里卡那样提出，任何提高特定种族在公共生活中显要性的措施都具有离间的属性，在时间的推进下，它们制造了少数群体之间的竞争、不信任甚或对抗。

我们需要在继续强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基础上，还要从具体微观细节和实践操作的双重维度加大对少数民族群体的实质公平保障。实现各民族平等、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构建和谐民族关系，这些根本不是哪个民族获利的问题，而是全体国民的共同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促进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同时还必须看到，国家扶持的力度与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之间，客观上还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整体上仍然落后于汉民族，并且某些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呈现出落差加大的趋势，这些构成我国当前处理民族利益和民族发展问题的一个基本背景。[13][加]威尔·金利卡：《多元文化的公民身份—一种自由主义的少数群体权利理论》，马莉、张昌耀，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在法治意识统合之下的公民意识与民族意识齐头并进的境况下，可以将公民意识或者公民文化嵌入民族心理、意识与行为的养成互动当中，将民族意识的合理诉求在法治的大框架之下通过正当程序加以表达，从而使得文化的多元存在与国家的统一处于良性的互动状态。

一方面，少数民族可以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参与立法的方式，不断的反映自身群体的诉求，使其权利诉求得以制度化的过程也是自身法治观念不断得以形塑的过程。[11]宋海彬、蔡伟：《有关民族与民族性法的几点思考》，《宁夏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基于不同的价值判断和研究视角，人们对中国现行农村土地法律政策及其走向各有不同的认识和理由。

土地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及其相互关系对于农村土地法律政策的走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刘彦梅：试论我国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所面临的问题及对策，《中国科学教育》2005年第4期 [8] （英）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P113--115。如果承认土地的社会价值及其优先地位，不难发现：许多对现行农村土地法律政策的批评和指责是没有道理的，许多解决替代现行农村土地法律政策的建议和方案是不负责任的，不过是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唾沫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政体，这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中国古代政治也决不是专制这一个概念所能概括的。轻易断言毛泽东只讲人治，不讲法治，显然有些轻率。

我国原始社会末期以祭祀祖先仪式逐渐形成了礼这一习惯法。从一定意义上讲，全面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的灵魂与关键。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突出个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因此，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我们要十分注意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通过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了实处，就会有力促进党员和干部带头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因此，绝不能把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与坚持党的领导对立起来。根据法治建设的具体实践，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所作出的司法解释通常也被归入国家法律的范畴之内。需要推进的改革，将来可以先修改法律规定再推进。习近平同志在新任党的总书记后不久，即十分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从以上可以看出，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既有高度的一致性，又有鲜明的区别，是相辅相成的，但决不能相互代替，缺了哪一方面都不行。所以，《决定》又明确指出：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

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坚持党的事业、人民利益、宪法法律至上，加强立法队伍、行政执法队伍、司法队伍建设。对公开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如何办？在这里，不应误读邓小平不争论的思想，而采取不炒热的驼鸟政策。

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愿的统一体现，党和法、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高度统一的。听完汇报后，毛泽东指出 ：刑法需要制定，民法也需要制定，没有法律不行，现在是无法无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封建皇帝的所谓一人治，其实是作为地主阶级的总代理人统治着广大农民并协调其内部关系。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而西方宪法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宪法。在这一根本制度之下，有经济、政治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及体制等。

党的性质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十个方面的理论或关系是：一、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关系。

这就为确保代表极少数人的垄断资本统治又加上了一道可靠的保险。（5）不讲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七、依法治国与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关系 依法治国的主语和主体是人民群众，而不能仅仅只是司法机关，特别仅仅是几个法学家（当然，人民的法学家，人民会永远尊敬和依靠）。没有正确的理论自信，道路和制度自信也会变成盲目的自信。

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正如《决定》所指出的，我们坚持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道路，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所以，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要的是为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法治和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反对的是为着资本当家作主的法治和专断专制的人治。从这个意义上讲，革命理想管长远，管全局，管根本。

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中，我们为什么反复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关键呢？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核心力量，肩负着历史重任，经受着时代考验，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我们要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

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

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即最终目的是解放全人类，即最终实现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通过毛泽东以上一系列论述，我们完全可以说，国有企业中出现的腐败现象，并不是公有制自身存在的问题，而是私有观念对公有制侵蚀的结果。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有人说，中国没有宪法监督制度和宪法解释程序机制，亟需建立一个跨越任何党派利益之上的专门机构，比如宪法法院或宪法审查委员会或宪法监督委员会等来承担这一任务。因此，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仅要模范地遵守国家法律，而且要按照党规党纪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

《宪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

另外，无论人治还是法治，都有善法、善治或是恶法、恶治之分。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不存在谁大谁小的问题。

人的本质是当时社会关系的总和。但对重大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邓小平历来主张必须争论清楚。